“里奥妮亚城每天替自己换新装：居民每天在新被单和新床单之间醒来，用刚解开包装纸的肥皂洗脸，穿崭新的衣服，从最新型的冰箱里拿出未开的罐头……谁都没有想过，他们的垃圾每天搬到什么地方去。运到城外，当然，可是城市年年在扩大，清道夫必须走远一点。垃圾量增加了，垃圾堆也高了……里奥妮亚周围的垃圾变成不可摧毁的堡垒，像山岭一样从四周耸起。”

——这是卡尔维诺在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对虚拟城市里奥妮亚的描述，而这正是我们身处的真实城市景况的写照。这几年，“垃圾围城”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，人们似乎有了一些危机感，但很少有人会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么多年，政府对垃圾的治理也一直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。

“14年，北京只多了几个垃圾桶”，本月初，人民日报主办的《民生周刊》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报道北京垃圾分类试点。简单概括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：民众没有垃圾分类意识，想怎么扔就怎么扔，垃圾运走了怎么处理并不关心，只要自己看不见就好;政府摆上几个垃圾桶就算做了垃圾分类，全国上下大建焚烧厂，只是把垃圾从固体变成了气体，从地面排到了空中。难怪有环保人士会愤怒地说：“成千上万年以来，中国一直是个没有垃圾管理能力的国家，中国的公众是没有垃圾管理能力的公众。即使是到了城镇化极为彻底快速的2014年，神州大地也仍旧是垃圾遍野。”

合理的方法当然不是这样的。这就要从源头说起，人们不愿意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：这些可憎的垃圾只有不被创造出来才能不存在。但如果要让我们回到过去物质贫乏的时代，过简单朴素的生活，明显不现实。退而求其次，便需要考虑怎样处理海量垃圾。混在一起焚烧、填埋最简单，但并不合适，而应分门别类处理：能回收的回收，有机物拿去堆肥，可燃的进焚烧厂，实在没办法再埋到地下。所以，做不到垃圾分类，其他都是空谈。

我们也听过一些其他地方怎样做垃圾分类的故事。在日本，一个饮料瓶要拆分为瓶盖、瓶身及包装纸3个部分才能投入垃圾桶;在台湾，“垃圾不落地”，每天大家要定时走出家门把分类后的垃圾扔到相应的回收车里。这一切多么美好，当然也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才能做到。就拿我们最容易理解的罚款措施来说，在日本，随意丢弃垃圾轻则罚款30万日元，重则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及1000万日元的罚款;在台北，如果没有按规定分类，会被罚款1200到6000新台币，伪造专用垃圾袋可判处2-7年徒刑。重罚永远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(比如治理酒驾，重罚之下立竿见影)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呢?

很简单，一个原因是即便民众把垃圾分类做得很好，后续仍然得不到很好的处理：就拿占比一半以上的厨余垃圾来说，照理应该进行好氧堆肥或厌氧发酵处理，而在整个北京市，目前没有一座纯厨余生化处理设施。此外，政府的宣传工作做得也很不够，到现在很多人根本连什么叫厨余垃圾都分不清(比如把餐盒等无机物也当做厨余垃圾)。既然如此，政府有什么资格对民众罚款?更要命的则是，这比酒驾涉及的人群大太多了，几乎涉及每一个家庭，一旦被消极抵抗，简直是一场灾难性的执法战争。为什么很多中国城市不敢出台罚款条例，为什么出台了条例不敢对个人开出罚单(据《人民日报》今年6月报道，迄今没有对个人开出一张罚单)，原因便在于此。

单举罚款为例，你便会发现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它比治理酒驾要复杂百倍，甚至超出了政府目前的治理能力;你还会发现，单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也是不够的，因为政府的能力有限，甚至政府本身还需要被推动。必须要有民众的参与，可以互相监督举报，才能降低执行成本，一旦被罚款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抵制;同样，民众会要求政府建立一系列配套措施，要求信息透明化，以此推动政府的进步——如此上下配合，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。而这需要民间社会的发育，一盘散沙的个人总是无力又冷漠的。这几乎是我们从未尝试过的一种解决方案，但舍此并无他途。

如果我们已经回不去过去的那个时代，那就要学会如何面对这个新的时代，闭上眼睛显然不是合适的选择。卡尔维诺在书中接着写道：“昨天的废物，堆在前天和更久远的废物之上……垃圾积得愈高，倒塌的危险愈大：只要一个铁罐、一个旧车胎或者一只酒杯滚向里奥妮亚，就会引起一次大崩陷：不成对的鞋子、旧日历、残花;而城市不断企图摆脱的过去就会把它埋葬得干干净净。”